就唯物史的角度而言，男童进入女厕引起争议，表面上看是公厕如何进入的问题，往下看，实际上牵涉到家庭的关系，劳动的方式以及社会的公共事务。
家庭的本质，首先是经济的关系，而不是仅靠亲情与道德的想象来维系的温情。
社会化的大生产环境下，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离开家乡，到异地去工作，甚至是一年回不了家乡一次，已经是常见的情况。
人要吃饭，睡觉，工作，也要处理好孩子的照顾和老人的养老等具体的事情，不能光靠一句孝顺的话把现实的空缺掩盖掉。
经济结构决定了上层的建筑，家庭的制度也无法离开生产的方式独立生存。
封建时期的父权制结婚家庭，实际上是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产物，它已经适应了相应生活的结构，但是在社会化的大生产条件下，原有家庭的分工以及权力的安排却越发难以应对。
很多为了自己的发展，最后会选择在发展与孝顺间的前者，这不一定是由于他们无感情，而是实际生产与生活将人推向了这里。
因此，父权制结婚家庭虽然已不能满足时代的发展需要，但仍然捆绑着太多的权利，这就是很多家庭道德问题的根本问题。
公厕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小，但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伴随社会化的大生产进程，卫生水平不断提高，公厕也越来越普及，人们不再随意大小便了，出门外面必须要用到公共设备。
但是一个带男孩子的母亲来到公厕门口时，常常会发现，传统的家庭设计并没有为这样的具体情形提供明确的解决方案。
男孩子进女厕所容易被误解为影响到女性的私密空间，男孩自己进入男厕所，年龄太小又会让妈妈担忧。妈妈带着孩子进男厕所也会引起争论。
于是，本来只是照顾孩子的一些日常行为，被压缩为性别界限、儿童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的矛盾。
这不仅仅是一个母亲选择的问题，也不能仅仅归结为孩子性别的教育出现问题了。
儿童自然需要受到性别的教育，但是教育并不能代替现实照料的条件，也不能将社会公用设施无法解决的矛盾，全部推到一家人、一个妈妈或一个小孩身上去。
归根结底，争议揭示的是谁更加有道德，而不是旧式的父权制社会仍承担着太多应当由社会一起承担起来的照料问题。
探索适合社会化的大生产条件下的社会养老与社会抚养方式，逐步取代落后父权制结婚制度已成为迫切的需求。
若公共活动仍需家庭一人解决全部照顾问题，则类似争议仍在继续发生。
将责任仅限于父母与孩子，表面上是维持秩序，实际上是将社会的矛盾再次引入到家庭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