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看女博士三个字，结论容易带偏，这本身也是认知错误加上既有的偏见的产物。
在中国的女人群体当中，自杀的比例最高的就是农村的留守妇女，她们比城市的整体高出3倍以上。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城市的人口自杀率一般都比农村的人高出很多，但是在很早的时候，农村人的自杀比城市更高3 ~ 5倍，这个差距本身就告诉我们，不能用一个人学历来解释一个群体风险的问题。
世界上男人自杀的人数一般高于女人，但是在中国，女人的自杀率高于男人两倍。
”费立鹏解释说，这件事情最大的争议是，中国女人自杀的比男人多一些，大概20 %,国外的专家觉得这个数字肯定是错误的，国内的人也反对，因为那时候其他的统计基本上都是男人的自杀率大概是女人的3倍左右。
另外一个经常被忽视的数据表明，在中国，三成自杀者与六成未遂者无精神疾病，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精神病患者占到自杀人数的九成以上。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组对比是本世纪末的数据，不可以直接用来概括任何时期和任何个人。
后来，清华大學教授景軍做了一次中國自殺的數據分析，時間跨度為二十幾年，結果顯示中國的自殺率曾經一度在世界上很高的水平，但是在其中有一段時間下降明顯，特別是後幾年下降很明顯。
因此，对于女性生孩子的自杀，很多人的脑海里会浮现一个固定的画面，好像事情总是有一个原因，也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出现。
一起广为流传的自杀案中，丈夫骗取保险金，妻子带两个儿子来到水边，三条生命都没留下。
这个故事很令人难过，但是它不应该被当作理解一切女人自杀的标准，也不应当因为另外一个人是个女博士，就马上开始谈论女人是否会影响到心理的健康，娶妻是否不可以娶女人，或者看过很多书籍的人是不是和村里吵架、吃百草枯大婶一样。
这些看似在分析，实则只是放大了一个人身份的标签，然后将复杂社会环境压缩成学历与性别的问题。
人类的大脑本身就不善于将统计数字还原为真实的样子，我们更易记得一个悲剧性的故事，却难以接受一个不符合自己的直觉数据。
因此，少数传播最广泛的案例，反而代替了更大群体的事实，既存在偏见也获得新的证明。
女硕士自杀，并不能够自动表明学历的问题，也并不意味着女性受到的教育会越来越多。
最多表明，一个人的具体情况在具体的情况下走向了极端，仅凭着学历，性别以及标签，不能解释这一条因果关系。
认知错误才是此处最需警惕之处，甚至可说认知偏差是这个年代人类的最大悲哀，远远超过任何一个自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