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95岁了，奶奶很久之前因为脑出血的后遗症而去世了，父亲和姐妹共有6个，他排行第一，上面有个大伯，另有4个女儿。
大伯爸后来因为脑溢血再次发作去世，那是老病复发了，爷爷那时候的意识还算是不错的，家里也知道病可能会反复发作，提前做好了准备，所以没瞒他。
真正使全家两难的是，二姑妈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那时候我刚刚上了大学，家里没有事先告诉我，直到周五周日回来，我才明白这件事情。
当时我很难过得几乎不能呼吸，因为小的时候，二姑妈与奶奶最爱我。
但比悲伤来得更快的，是另外一个想法:绝对不可以告诉爷爷。
这话听起来有些残忍，亲人死了，为何连知情权都要为老人做出决定呢?
但是家里的人面临的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位88岁，身体虽健康，但承受不了意外的刺激的老年人。
当晚，众长辈围坐在家中商议，是否将二姑妈死亡的事告知爷爷，最终他们询问我的意见。
我的选择是，不能说给他听。
这并不是由于二姑妈并不重要，也并非由于爷爷不具备知道的资格，而是众人皆惧怕，老人若知此消息，后果无人可料。
当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许多事情不能仅仅依靠“应不应当说”来进行判断，还需要考虑他是否能够承受，以及这消息是否带来了痛苦，并且还能够带来其他意义
所以，我们就选择将最残忍的部分挡到外面去。
之后爷爷常常问二姑妈为何没来看她。
我们回答的是，她到上海的女儿家住下了。
这话说出来的时候，家里人大概都很难受，但也只能继续说下去了。
时过境迁，爷爷已好几年未再问二姑妈。
他真相信了，还是从家人语气，停顿与回避中猜到答案，我也不知道。
老人不一定什么也不知道，只是有的时候，他没有再追问，或许也是在为家人留下空间。
这事让我始终认为，所谓的善意隐瞒，不是天然的正确，也不是错误的。
它常常发生于亲人都知道真相的时候，但是没有谁敢说选择太轻松。
要是爷爷现在身体和精神都很好的话，家里可能会有另外一种方法。
但是在具体的情形下，我们只有依据对他知道的情况来承担这一决定的可能性。
我不能说这个决定一定对，也不敢为别人家老人下定论。
每一个家庭在面临离别的时候，都需要自己去判断，什么才是真正地告知，而不是将痛苦推到一个很难接受的人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