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案件需要看的是，并非一个文件上是否有写着遗赠两个字，而是它是否表达了老人处理自己的财产真实意图。
《处理意见》名称与措辞很重要，但名称无法代替对内容判断，关键词缺失也不代表文件无法产生法律效果。
居委拿出来的。《处理意见》虽然并没有采用遗赠这样的表述方式，但是将老人的愿望，居委会的实际赡养以及照顾老人这类情形放在一块儿来看，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安排老年人财产的意义。
这也就是本案的判断起点，不能光看纸上是否有一个词语，而将老人的安排排除在了外面。
判定一个意见是否属于遗赠扶助协议，关键是看它的权利与义务有无对应，是否能体现出老人真实的想法。
老人方面做出财产的安排，居委会方面负责抚养以及照看的责任，如果这一安排在内容方面形成了明确对应的关系，就不应该因没有写下遗赠这两个字而否定它的本质。
因此，根据老人的意愿和居委会的抚养，照看情况，可以确定。《处理意见》实际上是遗赠抚养协议，属于实质上的。
因为是遗赠扶助协议，所以协议的内容是具有效力的，居委会并非凭空提出受遗赠的请求，而是依据自己所承担的义务，依照协议所规定的权利享有。
这里因果关联很明确，首先要确定文件性质，然后看协议有无效力，最后还要看是否履行约定义务。
在本案中，居委会承担了遗赠抚养协议上的义务，因此它可以依照协议的约定享受遗赠。
这并不是将一份平凡的《处理意见》强制解释为遗赠抚养协议，是以老人的真实愿望，实际照顾情况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为依据，对文件进行实质性的判定。
法律的判断常常是这样的，形式的字眼并不能代替内容，真正影响性质的是这个安排究竟解决了哪些问题?
依照《民法典》规定，遗赠扶助协议无效的话，应当依照遗赠抚养协议办理。
也就是说，在同一个老人的财产中，遗赠扶助协议的顺序优于法定的继承方式。
因此，四个孩子不可以仅仅由于自己是法定的继承人，就绕过了已经签订的遗赠抚养协议，直接从继承中获取老人的钱财。
换言的，法定的继承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最前面的，有效的遗赠抚养协议的时候，应当首先依照协议来办理。
当然，财产只是一个案件的组成部分，赡养老年人本身也是子女应尽的责任。
家庭中无论有何障碍与纠纷，子女不可因此抛弃老人。
在本案中，老人独自生活多年，四个孩子在那段时间里对老人一无所知，等老人死了之后又来争抢财产，这在道德上也不值得赞扬。
因此，法律上是看协议的性质与义务的履行情况，情理上则是看孩子是否承担了应当承担的赡养义务情况。两条线终于落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