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于西部一座小城市，从城东到城西仅需一刻钟，城里人来人往都是熟识的人。
父亲为建筑师，城里很多房子是由他建的，很多人可以叫出他名字来。
我有两个十来岁大的哥哥，父亲几乎是放养他们的，到我这里就完全不同了。
由于我是他的中年女儿，生下来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所以从早餐是什么，到学习画画或钢琴，再到考上大学留在哪一个城市，一切都由我来决策。
他还通过熟人监视我，将我与所有可能发生的危险隔离开来。
我小时候只接触过亲人，老师，同学，放学回来，假期做作业弹钢琴，晚饭之后不出门，直到大学毕业。
家里的阿姨，书包的人整理，饭菜自动端上桌子，我甚至上大学之前也没有盛饭。
零花不少，但是没有金钱与物欲的概念，因为爸爸安排的太完美了。
因此他死后，我失去了不仅仅是亲人，更是一个为我做出决定、为我挡住风险，为我维护生活的秩序者。
父亲肝癌去世了，发现肚子疼去医院的时候已经晚了。
之后的半年里，我看到他由高大的结实瘦成九十多的样子，经历了手术以及肝腹水，那个从来不喊疼的人，有时也会轻轻地呻吟一下。
他还是不和我说话，依旧以一句话“没事”的态度保护着我。
他离开之后，我很长时间都认为他还在，坐客厅时想他躺卧室，进卧室时又觉得在阳台上抽烟，放学打开门时还觉得他笑着打开。
现实一下子又补上了一刀，父亲的生意与财产没交待清楚，熟人，亲戚与股东争抢房产，分钱，甚至有的人在没有出示欠条之前扣走了钱。
本来亲密的人一下子撕破脸，我从相信到不信，再到什么也不相信。
母亲跟我一样喜欢被保护，却需要我支持，家里没人能代替我。
我不愿意倾诉，怀疑他人，也认为亲密的关系是随时可以丢弃的东西，也相信生活应该及时快乐。
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了两年，后来一位温和善良姐姐将我带入基督教了。
牧师给我祷告的时候，说我或许在抱怨父亲未给予足够的照顾，我当即崩溃地大哭起来，因为我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情。
那一次之后，我学会了相信，理解与宽容，也知道别人为了我付出是理所应当的。
但是汶川的地震又使我对无常产生了恐慌，老家离震中有三十多公里的距离，整个五十万左右人口城市死亡两万人，二十五人中死亡一人。
我不能接受这么多的孩子离去，就连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仰都没有了。
之后男朋友离婚，实习中遇到不好意思的客户，我辞职了。
我渐渐明白，父亲留给我最大的遗产并非房子与钱财，而是我无法依靠庇护，也无法学会独立生活。
失去了他之后，我需要重建的，是对于生活，对于别人，也对于自己的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