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说出自己的情况，不一定是在求得理解，也有可能是在保留证据。
我的父母差一点失去了独立，这句话虽然听起来很沉重，但是它并没有使他们真正地看到我的状况。
在他们的眼里，我的脑子有问题，不能进行脑力的运动，并且迟早会成为傻子，吃药只能延迟。
如果这套判断被当作前提，后续的安排很容易转变为命令，而非商量。
他们提出我不吃药的要求，说这样能节约钱财。
但是不吃药没有消除问题，只是压力继续回到了我的身上。
我被大学的专科劝退，他们依然要求我不要通过高考去找一个专科的学校读书，我赖在学校赖到了毕业证上，然后考上一个国家的编制。
这并非是一句“寻找一条出路”这么简单的话语，而是指定好的一条道路，里面存在学校，存在毕业证，同时也存在国家编制的情况，但是并不一定有我真正可以承受的那个空间。
问题是，他们要我做这些事情，但是没有真正地接受我也许做不到的。
要是一个人连不吃药都得先计算能否节约钱，就连被劝退了之后还要继续走一套既定的路线，那么他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困难，而是被逼着去证明自己还是有用的。
我自杀后被警察救了下来。
按照常理，一个人要是没有死，应该首先问他为何会走到这个步骤，哪里出现了问题，然后如何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
但我的父亲说，我并不是真心自杀，我因为诚心的自杀是不可能被警察救的。
这句话的最刺人之处，不仅仅是冷漠，它将一次获救又重新解释为“不诚心“。
警察将人救下来说明事情并没有走到无法挽回的程度，不代表当事人痛苦是虚假的，也不能用结果来否定当时绝望。
可是在父亲的眼里，获救却成了怀疑自己的理由。
于是，本来应该被看到的求救被处理成对动机的判决。
我在网络上闹起来，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本地人知道我的父母逼死我。
这里的闹并非是一句简单的情绪化的表达，它的背后有着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我期望外界能够明白，事情并不是凭空而来的，我并非无缘无故地走到这一步。
如果一个人在自己家里说话的时候没有被听到，那么他就可能会转移到更大的范畴，把本地的人都拉进去，让父母不能够只在家庭里面解释这个事情。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相信我，更不代表公开后问题就自动解决了。
但至少我想说清楚我为何会这样，而不是仅仅留下一个他脑子有问题，所以才这样。
更让人难受的是他们永远都不承认错误。
不承认错误，就意味着一切冲突都能够重新归因在我身上：我不吃药、不够诚心、不按照要求读书、我将事情闹大。
这样，父母一直站在解释的位置上，我一直只能做一个解释者。
我并不认为，一个人救了下来，就意味着他当时并没有认真地想过死。
也不觉得父母说是节约钱，足以抹去他们逼迫我的。
真正应该被问的，并非是我是否“诚心”。而是一个被大学的专科给劝退了，又被要求接着走固定的道路的人。为什么他没有被理解，只是得到了更多的命令。
这件事情最让人难以忍受的地方，或许正是他们始终不承认错误，而我却只能不断地把事情说出来给更多的人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