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可以完全不自杀?
这个问题或许难以得到肯定的回答，因为社会并非仅仅依靠一种活法来维系的，人类对于各种生活方式的态度，某种程度上其实属于中性的。
它不会天然地反对一个人去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只要一个人可以活下去，社会很大程度上也没有太多的办法。
所谓的生存方式是否可行，或者不可行，靠的并非是“从古至今”,也不仅仅是“圣贤曾经说过”,而是一代接着一代人以真实的代价不断验证，然后留下警示。
这句话听起来很冷，但是社会秩序是这样形成的。
假如某一个理想一旦实现，大家都变得勤奋起来，结果也不会一直保持这样的状态。
因为一旦没有反面的例子，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人再次相信，不劳动也不影响幸福，甚至将这种想法视为理所应当。
因此，真正降低社会劳动的参与率的，不一定是父母的教育与社会传统，而是长期的反面例子。
说得残忍一点，累累的白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的维生素”,它们以反比例的方式告诉后来者，有些选择并非无价。
父母的教育和社会的传统作用，并非是简单的欺骗你，而是相信劳动自然光荣。
那些以劳动为荣，最终陷入困境的人，已经为这种教育做出了最残忍的证明。
传统与教育可以做的是尽可能的减少人殉，即尽可能不要让太多的人亲自去承担这样的证明的成本。
由于产生这些维生素本身也是消耗人口的。
如果社会将过多的资源用于提升劳动参与率的话，即便剩下的人都参与劳动，整体也可能会因为成本太高而不能维持。
因此，传统与教育客观上可以做的，也只能是尽可能地提高这种维生素的作用。
以尽可能小的反面案例，满足社会维护最低劳动需要的警觉，这样才能节约制造这些成本所需要的人才。
这并不是一句劳动最光荣可以解释的，也并非父母多说几遍道理，社会就可以永远稳定。
社会当然要挽回一个人，因为每一个人活着，通常都比做一个反面的案例节省成本，也符合社会期望的秩序。
但如果真的无法挽回，这个人还可能以反面方式对社会造成影响，继续发挥激励其他人的认真劳动作用。
这不是赞美任何一个人的遭遇，也不是谁应该付出这样的代价。
它只是说明了一个不体面的因果关系:社会一方面试图挽救人，另一方面又以失败案例警示其他人。
因此，人无法决定劳动是否被赞扬。
这一点是生存规律代替社会决定的，无法由一个人来决定的。
真正可以选择的是自己以何种身份、何种形式参与劳动，也维持对劳动赞美。
One way, or“anoth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