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近一段时间以来,至少已经有30多名官员不正常死亡,其中也至少有20多人被官方确认为自杀了。
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了，官员非常正常死亡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带过去的个别情况。
但是数字只能够让人看到问题的大小，不能够直接取代对具体的个案的判定。
至于董某到底属于哪种情况，结果正式公布之前，谁也不能凭着几句传闻得出结论。
这一点实际上并不困难，事实不确定，推断就没有事实支持。
问题是，现实总不会因事实还没有公布，而自动停止了人们的想象。
特别是一个官员是以非正常的方式死亡的，而相关的信息又无法完整、清晰地显示出来的时候，外界当然会追问他到底经过了什么，而死亡原因到底是什么的。
这样的追问不一定等于认定一种结论，但反映了人们对于信息透明基本的期待。
公开披露官员非正式死亡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种劳累过度导致死亡，另一种工作压力太大，同时抑郁症的困扰导致自杀，一种畏罪自杀
以上几种说法所对应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实，而且对应着完完全全不相同的责任方面的判断，不可以混淆在一起，也不能把一个含糊不清的结论全都带过。
劳累太多，会影响到工作状态以及身体承受力。
工作的压力和抑郁症的困扰，影响到个人的心理状态以及现实的处境。
怕罪自杀，涉及是否有违法违纪，以及这种行为和死亡之间是否存在事实关系。
因此，对于董某来说，最为稳妥的方式并不是抢先去选择一种听起来最为顺畅的解释，反而是等待一个能够经得住检验的结论。
但在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人们丰富的联想并不会停止。
这并非是说所有的联想都是正确的，也并非说联想自身就可以作为证据来使用，而是说信息越是不充足，猜测就越是容易去填补留下来的空缺。
特别是山西官场的强力反腐背景下，此种联想又具有较强的现实与合理。
这里“现实的合理性”是指人们为何会产生这种联想，而不代表证明联想是事实的。
两者一定要分开，不然就容易将背景当作证据，将怀疑当作结论，将等待调查当作先入为主判断。
但是反过来讲，不可以因为推断没有事实的支撑，就觉得公众不应该去追问。
官员不正常死亡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人是否去世，也涉及到公众对于权力运行以及信息披露基本的信任。
因此，在结果没有产生之前可以毫不犹豫地给出结论，但是结果并不能永远产生，原因也并不可以永远停留于模糊的表述之中。
应该是什么，就应该把事实说清楚，让大家知道结论的依据在什么地方，而不是仅仅留下几种相互替代的话语。
只有如此，董某的生死才不会被不断的猜测所束缚，相关的讨论也才能从联想中回到事实的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