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妈是小学的数学老师，以前一直是班主任。
前些日子我们聊起了一桩类似的悲剧，我念给她听了一句话:“恶心的地方在于后面定规则，再用这个规则来评价之前的教学，规则又是变态的。”
”她正在做饭，听到这儿突然停下来，手中还拿着切了半截的土豆丝刀，说:“说的太对了，从上到下都是这样的。”
学期中，教育部门检查，要求响应双减政策，不查作业本，但要查数学课本批改情况，与学校开学时要求正好相反。
但那时根本就没有老师去批改课本，所以所有的教师只好集体加班，收上课本，从头补批，还要求不能看出是一次性补上的。
她很生气，但也很无奈，我就问:“既然是通知下达之后才有的新的规定，为什么不能仅批改通知后一周的内容?”
她只说了两个字:“不可以。”
我又问:“难道不可以一开始就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吗?”
她说:“我不知道，这样的情况太多了”。
我当时也自以为是地分析了一下，确实是以后制定的规则来约束之前的行为，而规则本身也是荒唐的。
法律都讲效力不能追溯到以前，新法不惩罚旧罪，除非新法更大，教育政策为何总是这样执行呢?
教育很重要，连以色列也知道，要毁灭一个国家，需要对学校与医院进行攻击。
她打断了我，说以前她也认为有的年轻人走到了绝路，是因为脆弱，不负责，但后来渐渐能理解他们了。
有的人老实，不世故，做事较真，这些都是优秀的品质，但是工作太多，形式太多，压力太大，不能坚持，也不敢辞去。
他们或许会责备抗压能力不足，被劝说这个工作的来的不易，也会被拿来和那些仍然忍耐的老师相比较，最后连自己判断也开始怀疑了。
一个人心中建立的理解与认知被不断推翻，既不能对抗学校，也不能开解自己，甚至不能跟家里人说话，心里就会越来越拧巴，越来越绝望。
她说这话时，放下了手中的菜刀，开始抹眼泪，然后问我:“你说，她妈妈要多心疼，多自责?”
我突然意识到，一位二十三岁基层青年教师，在学校，领导以及更高层面的视野中，或许只是一个可以被替代的螺丝。
学校不会感到愧疚，领导也不会感觉愧疚，上层也不会觉得愧疚，少了一个人，还有一群千千万万通过层层筛选，挤破头想进的人。
机器继续往前运转，她这颗小石子，或许连一片涟漪也溅不起。
真正令人绝望的是，不仅仅是工作累，而是规则能够临时改变，过去的认真也许会被重新判定，而付出代价的永远是最无议价能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