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逝世之后，我始终不敢将此消息告知九十余岁的老奶奶，并非是因为此事能够轻易地带过，而是实在是不忍让她这个年龄去承受这般的事实。
她年龄大了，记忆力不好，每次见我，都会不断问爸爸去哪儿了。
我只好装作没事的回答，说父亲到上海去治病了。
她如果继续问，我就继续说，爸爸每天吃的很好，还到处玩儿，开心极了，只是没有打电话给我。
这话我说了很多次，每次都要把声音放得很自然一些，仿佛父亲确实只是走了一段很远的路程，过一段时间又回来了。
但是另一方面，父亲死后留下来的事情，并不是因为我隐瞒奶奶而简单的。
父亲二婚的妻子没有一分钱的遗产给我，就连单位给我五六万的丧葬费都不给。
我要起诉，法官说，财产的分割要让奶奶去一次。
我要求奶奶说，奶奶年龄太大了，而且她也不知道爸爸已经死了，能不能让她出来。
法官不融洽。
这并不是是一句话“她年龄大了”可以绕过的问题，程序在那里，奶奶是相关人员，也要被放在这件事上。
我最终撤诉了，单位发了五六万的丧葬费，只是协商到三万。
爸爸的后事，我自己做的，墓地我也买了。
那一段时间，我一边解决父亲遗留下来的问题，一边坚守着对奶奶的谎言。
归根结底，我并不是不明白欺骗别人的错误，只是我所面对的并非是一个可以平静地接受信息的人，而是一位会反复地追问，却难以记得真相的人。
我不知道如何判断，告诉父亲死亡的消息，到底是让她有知情权，还是仅让她多忍受一次失去了儿子的苦楚。
后来，我将几十万遗产瞒过奶奶一年。
这话听上去很沉重，但是在那两年的时间里，我并没有将它当作一个高明的决定，只是每一次她问父亲时，我都会重复这个已说了好多遍的回答。
两年之后，奶奶死了。
我坐在她的尸体旁边，轻声告诉她，奶奶，对不起，我骗了你，我爸他已经不在。
这事没有任何一个令所有人满意的结论。
说给她听，也许是真的，不说，也不是简单的谎话。
我仅仅将一个成人可以承受的事实，挡在了九十余岁的老人的面前，自己承受了隐瞒后的愧疚，也承担着父亲的后事以及遗产方面的问题。
至于如此做是否对，我至今也不敢为自己做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