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之中蕴含着思念。指尖轻轻地触碰着书脊上烫金的小字，那是女儿所书写的文字，上面写着“你曾到此一游”。在身后的窗台上，米黄色的防尘布覆盖着那台半旧的琴，琴键的缝隙里卡着一根断掉的琴弦，这是女儿练琴的时候崩断的。在墙边挂着一幅15岁女孩的素描，女孩嘴角呈现出弯弯的形态，眼睛里闪烁着亮光，仿佛有星光在其中。

在另外一张照片之中，父亲手背上布满了皱纹。他的掌心握着一辆已经褪色的塑料小车。车身上儿子用记号笔涂的蓝色条纹还能够被看见。那条条纹如同他小时候总是喜爱画的天空一般，永远都是晴朗的。这些是失去了独生子女的父母们。他们大多数是50后、60后。在年轻的时候响应独生子女政策，将所有的爱都倾注到那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之中。原本想着等孩子毕业、参加工作、组建家庭之后，自己能够慢慢变老。可是命运在中年的时候，抽走了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

专家认为全国至少存在100万个这样的家庭，而且每年还在新增7.6万个。2012年北京计划生育协会的数据显示，那时有7746对失独父母，其中农村有1269对，城镇有6477对。他们一天天在变老，身体上的病痛逐渐增多，内心的空缺没有任何人能够填补，生活中的困难没有尽头。曾经被称作“光荣的一代”，如今不仅要承受失去子女的孤独，还要面临疾病以及晚年没有依靠的恐惧。但是相关的救助保障常常迟缓一步，他们曾经为孩子规划的未来，应该如何去处置？这是全社会都需要去面对的问题。北京有“暖心”的举措。北京对于失独家庭的帮扶，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为实实在在的金钱，每人每个月有200块的补助，一直给到去世，如果有别的专项补助就按照较高的那个来计算。其二为内心的温暖，从2006年开始有一个“家庭天使”项目，组织大学生、军人这类年轻人和失独家庭结成对子，如同自家的孩子一样陪伴他们聊聊天、跑跑腿儿。

董岩已经离开（了）有14年了。董岩的父母每次打算出去旅行的时候，就会朝着空着的房间呼喊：“儿子，你看好家啊，我们出去游玩一会儿！”等回来的时候又呼喊：“儿子，我们回来！”房间一直被擦拭得如同酒店一般干干净净，可是没有儿子的笑声，就算再干净内心也感觉空（虚）虚的。董岩的妈妈在网络上结识了不少和她一样的人，偶尔会在北京相聚。

一坐下来，眼泪就不停地流。他们习惯互相称呼“妈妈”“爸爸”，很少提及自己的名字。“别人这样称呼，就好像孩子还在身边一样”。57岁的“小南妈妈”总是带着手帕，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哭泣。她羡慕董岩的妈妈，董岩的骨灰在家里存放着，能够天天陪伴在身边。董岩的妈妈也羡慕小南的妈妈，小南因为疾病去世了，至少还能够送他走完最后的一程。在1998年，20岁的董岩遭遇车祸离世，没有留下任何话语。

小南已经离开有六年的时间了。每当想到小南在外面经受风吹日晒的情况，小南的妈妈就揪心到不行。“他一个人在外面，冷了或者热了的时候，我怎么能不担心？”64岁的“某某妈妈”原本有一个美满的家庭，一直想要给闺女最好的东西。可是闺女在26岁的时候突然离世了，好像早年所有的幸福一下子就消失了。在除夕夜吃饭的时候，她突然就倒下了。丈夫问：“我们还能不能这样继续生活下去？”她一个人在闺女的墓前守了两天两夜，用冻得冰凉的手去触摸那冰冷的墓碑，不愿意离开。她给闺女买了旁边的两块墓地，原本是想着以后和闺女合葬在一起的，可是想到闺女以前说过想要买房居住，就说：“不要去打扰她了，让她住得安稳一点”。45岁的“杨某某妈妈”总是说，她宁愿自己已经到了六七十岁——“那样就离杨某某更近一些，也能够离现在的日子远一点”。孩子离开有两年的时间了，丈夫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她觉得丈夫好像变了。可是丧子的伤痛将她的力气全部消耗殆尽，以至于连问一句的劲头都没有。有一天夜里她因为过度思念某某而无法入睡。在黑暗的夜里给丈夫打电话，那边冷冰冰地回应：“儿子都已经没了，我们还能说些什么？”这段婚姻已经持续了20年，最后丈夫直接提起诉讼要求离婚，理由是“感情破裂，需要分割财产”。每一次开庭都只有她一个人站在法庭上。

她看着丈夫被律师以及助理围绕着，律师和助理一件一件说着婚姻里的“不愉快”。她的心仿佛被刀割了一样。一审判决房子归她，她觉得能够松一松气，可是丈夫又提起了上诉。他们曾经把所有的期望都放在孩子身上，现在孩子没了，他们的世界就好像出现了一个大的窟窿。怎么能让他们觉得日子还有希望？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是我们所有人都得思考考虑的问题。孩子没了之后，原本以为丈夫是最后能够依靠的人，就算不能依靠，也不要在伤口上面再撒盐啊。

北京的几位姐妹看着吴如那股傻呵呵的善良模样，既心疼又着急，忍不住小声嘀咕道：“都说法律保护着女人，可保护的地方究竟在什么地方？”吴如居住的地方，是在她父母那间面积不足十平米的老房子外面搭建的棚屋。其中一半被隔出来当作厨房，锅碗瓢盆堆放得满满的。剩下的一小部分，就是她的卧室。一张旧床一个掉了漆的柜子，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孩子离开之后她离了婚，十几年来一直挤在八十岁父母家外面的这个小空间里。那天记者去的时候，她和她的爸妈并排坐在棚屋的角落，距离那台老式电视机不到一米远。屏幕上的画面闪烁来闪烁去，可是三个人就像被钉在那里一样，老半天都没有动。吴如的妈妈流着泪说：“将就着过吧”。

她每个月那两百左右的救济金，大部分都花费在看病这方面。当下我们还在的时候，她还能够支撑着，等到我们离去之后，她可该怎么办？记者在北京找寻了好几位失独的父母进行交谈。他们的孩子大多是十几二十岁，不是因为生病就是遭遇意外，失去了生命。

没有几个孩子能够赶得上结婚生子这件事。孙文霞在39岁的时候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原本还能够再要一个孩子。可是孩子治病花费了不少的钱财，她都没有时间去难过，一方面打零工一方面借钱来偿还债务，到了2011年快接近60岁的时候才把债务偿还完毕。在这个时候再要孩子的机会早就已经没有了。还有很多人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孙萌的妈妈在女儿离开之后曾经想过领养孩子，还去到孤儿院看了好几回。

能够看见很多孩子哭着拉扯着保育员的衣服，并且说着“我就是想要待在这里，不想跟你们离开”。她内心之中就感觉堵得慌。肖楠的妈妈说道：“那不是自己的孩子，永远无法成为自己的（孩子）”。在失去独生子女之后真正去领养孩子的家庭实际上并不多。“这并不是有没有同情心的事情。作为父母的难免会把领养来的孩子和已经离世的那个孩子进行比较，越是比较心里就越是难受，反而会加重自己的负担”。这些话语没有大声地哭泣，像是在唠家常一样，但是却蕴含着一股沉重的感觉。

他们的生活，如同吴如的那个棚子一样。棚子是狭窄的，也是拥挤的。透着一种难以消散的冷意。还得一天天地去度过。